2014-10-16
One red princeling Hu Shiying posted a photo of a private gathering of China's red princelings, in which a infamous red guard Song Yaowu appeared.
The party was hosted by Xi Jinping, then CCP Party Boss in Zhejiang Province. Others appeared in this photo includes Bo Xicheng (son of Bo Yibo and brother of Bo Xilai), Liu Yuan (son of Liu Shaoqi), Wang Qishan (son in law of Yao Yilin), Yang Li (daughter of Yang Shangkun), Chen Yuan (son of Chen Yun) among others. Song Yaowu is the women 4th from left in the front. Xi Jinping is 3rd from right in the second row.
Song, together with another Red Guard Deng Rong (daughter of Deng Xiaoping), killed their teacher Bian Zhongyun, the first teacher to be killed by students in 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incident opened an era when red guards across the country were mobilized to take over schools by violence. Many more teachers would be tortured and killed in the next few years.
One of those from whom Hu Jie got evidence was another teacher at the school, Lin Mang.In the film Lin states that the Red Guards beat Bian Zhongyun in a toilet room. He described one of the perpetrators as a tall, thin girl. Lin also stated in the film that Red Guards forced him to carry Bian's body after her murder.
Based upon subsequent additional credible evidence received,the tall, thin girl who Lin saw beating Bian was Liu Tingting, daughter of Liu Shaoqi, the president of China.
【新中国的工业发展有目共睹，当年的三线建设开创了工业新的布局，虽然有经验、有教训、有争议，但确实打下了许多内地城市发展的基础。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曾任西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于今年接受采访，回忆三线建设。采访整理：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史所副所长武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史所研究员陈东林、郑有贵、段娟。本文原载于《国家人文历史》2014年第18期。】 宋平，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部部长。1917年生于山东省莒县。1937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2年12月至1970年，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西北局计划委员会主任、西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八十年代，在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期间，大力举荐时任甘肃省建委副主任的胡锦涛，为其今后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打下了基础。因此被媒体称为“中国政坛最大伯乐”。
2012年5月25日，原中央西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中共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右二)接受武力(左二)、陈东林(右一)、郑有贵(左一)采访
武力：我们研究三线建设主要开展两方面工作，第一抓紧抢救历史资料，第二在有关的档案、实地考察、口述史资料的基础之上搞一些研究项目。我们寻访了参与三线建设的同志，请他们回忆当年亲历三线建设作口述史。您是三线建设的亲历者，采访您了解更多的珍贵历史资料。
宋平：我今年95岁了，有些事情记不住，讲得不一定准确，我的回忆供你们参考。
郑有贵：三线建设是我们国家的一笔财富。现在需要对三线建设有个历史的评价，想听听您的意见。
宋平：1952年学苏联搞建设，搞全国统一的国民经济计划。当时国民党留下的是个烂摊子，起码的统计资料都没有。全国成立六个大区，各大区都布置自己的经济建设。
东北全境解放最早，现代工业比较集中。东北局成立最早，经济建设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形成了一个局面。所以，全国统一货币的时候，内地都用人民币，唯有东北的货币暂时保留。为什么会保留东北的货币?毛主席讲，全国打仗，内战还没有结束，发行的货币，通货膨胀很厉害。东北全境解放，搞经济建设，有自己的货币，不受内战干扰，经济发展比较快。
毛主席访问苏联回国，在东北局讲，东北出机器，出干部，对全国做贡献。那时，解放战争还没结束，加上后来又有朝鲜战争，台湾还在挑衅，所以沿海准备打仗，不搞大的建设。
上海那一带很冷落，失业下岗的人很多。中央也赞成把一些企业移到内地去。我和谷牧两人到上海去搞搬迁，能搬的就搬到内地，工人也要随厂迁移，主要到陕西、宁夏、甘肃、青海。那时上海经济萧条，能搬得动的企业都搬过去。其实上海能搬的就是轻纺工业，再有是服务业，如理发馆、餐馆，主要把一些人搬过去。
各种工人到内地都成了宝贝。从上海搬去的理发师在宾馆、饭店都成了骨干，成了高级的手艺人，厨师、裁缝也去了不少。上海那时很冷落的，我记得上街做件衣服，因为店里没有活，裁缝师傅说当天就能做好，这在北京是办不到的。
我看三线建设实际上是解决了工业的布局问题，大搬迁是发展内地最快的办法。后来全国都要搞建设，要发展，情况有变化，大家开始搞规划，全国一盘棋。中国地方大，各个大区要发展，也要搞自己的建设，但经济基础差别很大，华东可能比华北好一点，像西部地区更困难了。
后来毛主席提出要搞三线建设，要准备打仗，要修成昆铁路。这样就把一线，东北、沿海最好的工厂，特别是“独生子”(只此一家的)，搬到内地去。那时，中央一个号召，要什么给什么，要哪个厂就给哪个厂，要什么人给什么人，大家都觉得参加三线建设很光荣，没什么计较。所以三线的搬迁加快了西部的发展。
因为搞三线不单是军工，原来想的是搞军工，但军工也要配套的，像钢厂、机械厂，配套的企业也要搬去，最好的设备移到那里。所以好多重点企业都搬到西部，搬到四川、贵州这一带，形成了新的工业布局。小平同志也到西北去看过，他一看，西北就靠着蒙古，很多地方算不上三线。
当时抚顺、本溪的钢厂都搬去了西部，设计院也搬过去了。把最好的搬过去，西部就有了基础，修铁路、公路，搞建设，配套的东西多。一批批干部都到那里去，有些企业把最好的工人都调去了。像酒钢，冶金工业部马万水采矿先进集体也调到酒钢去，各部门把自己的主力调到那里。没有三线建设，要搬过去很难，尤其到西北、西南，那些交通很不方便的地方。
宁夏大河机床厂是1965 年根据中央加强三线建设的战略部署，将沈阳中捷人民友谊厂立钻车间搬迁至宁夏成立的。该厂在金属切削机床设计、开发和制造上有着丰富经验
武力：1964、1965年，北京、天津搬了一大批，后来“文革”期间又搬了一批，改革开放后国家还进行了很多项目改造。
宋平：三线建设的号召作用很大。搬了多少厂我记不清楚了，相当多。一开始叫大三线，后来陶铸同志说，我们广东也很大，我们也有山区，我们是不是搞个小三线。毛主席讲，小三线也很好呀，将来各自为战嘛，打游击没有枪支弹药怎么行，所以各省在山区靠后的地方布置小三线。小三线也搞得不少，广东、上海、河北都有自己的小三线。
陈东林、武力：现在，有不少人研究甘肃的三线建设，基本看法认为，从现在的发展来看，甘肃三线建设布局是比较科学的，不是乱上的。前几天去酒泉、玉门，城市建设非常快。酒钢发展就是靠三线建设打下了基础。
宋平：这个基础很重要，有基础发展就快。开始创业，平地起家，没有现成的设备、机器、人才，很难。当年的布局也有一些经验教训。
不是搬到三线靠后了就觉得安全了，还不行。提出“山、散、洞”，靠山、分散、进洞。我当时一看就说，工厂进山反而不隐蔽了，在城镇里是看不清楚的。但到山上去，没有人烟，一切都摆在上面，就暴露了。真正的隐蔽是分散在中小城市里。我到陕西南部的洞里去看过，洞里很潮湿，通风都有很大的困难，所以要汲取“山、散、洞”的经验教训。
关于分散，我到了湖北的第二汽车厂，从汉中沿着汉江分布，企业布局拉那么长。现在的汽车厂，厂子都很集中，生产线都连着。
陈东林：当时这些问题向上面反映了吧?
宋平：适当分散是对的，但是太分散了不行。交通不方便，那发展就很困难。大分散，小集中，分散还是需要的，但是没有集中不行。工厂需要供水、供气、装备，生产线都很集中。进山进洞带来很多问题，后遗症很多，以后都做了很大调整。
1965 年，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谷牧(中)考察三线建设，在青海泥鳅山与宋平(左)、青海省副省长高克亭合影
武力：形成不了规模经济，不配套不行。职工生活怎么样?
宋平：那时企业条件也差，生活设施跟不上，职工吃苦还都不叫苦。
武力：甘肃有一个核工厂说每半个月从兰州那边用汽车拉菜过来。
宋平：那是保障单位。我当时下去的时候就到他们那里吃过饭，特别保障的就是这些重要的国防厂子。三年困难的时候，酒钢自己到新疆去拉粮，汽车能拉多少呢?三线建设时期修成昆铁路，6公里长的隧洞，火车到站后车头在车站，车身还在洞里，没有平地呀，只好修铁路桥。但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下马。
三线建设的历史是在当时的条件、当时的认识下形成的，所以要不断地调整，这都是付出过代价的。那时，投资很困难，搞建设没有钱。外汇很困难，咱们出口产品换外汇的就是轻工业和农副业产品，还有点侨汇。
50年代末我到美国去，看百货公司有没有中国的产品，写有“MADE IN CHINA”的衬衣是台湾产的，不是大陆的，大陆的就是装面包的草篮子。没有东西出口，所以外汇奇缺。
80年代我在计委工作时，国家积累了100多亿美元。有人说你攒这么多钱干什么?咱们不会花，分到各省去吧。我说宝钢要进口设备，又是冷轧，又是热轧，都签了合同的，那都是花外汇的。那时外汇就是进口大轧机、大化肥设备要用的。
武力：一些历史事实和评价问题请您帮着把握一下。
宋平：现在大城市交通拥堵很不方便，我觉得要用三线建设搬迁的经验。大城市要瘦身。搬些工厂出去之后才能瘦身。现在首钢搬出去发展了，北京也发展了。
搬迁是调整结构最好的办法。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城市太大了，2000多万人，交通拥堵，地价又高，没必要什么都挤在大城市。国外就没有很多特大城市，美国很多大企业都在小城市。
现代化的办公不需要集中在一起，先进企业摆在哪里都行。搬到中小城市不影响你的业务，有了电脑、网络、电话、手机，通讯交往都很方便。办公大楼盖在哪里都可以。
大城市要瘦身，我觉得要借鉴三线搬迁的经验。一个厂在大城市好像觉得不起眼，占了地方，技术含量也不高，搬到其他地方就成了宝贝。搬去后，当地不仅有了工业，还带动了服务业，也解决了就业，配套了。
三线建设搬迁后，上海起来了，东北也起来了。进入信息化时代，很多东西都变了。不过现在还是工业化时代，搞信息化，没有工业化的基础不行，要在工业化的基础上搞信息化。
郑有贵：研究三线建设，您看要把握什么原则?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应该注意什么?
宋平：最重要一个是三线建设开创了工业新的布局。三线地区靠自己发展会很慢，三线建设搬去一些工厂后，人才有了，设备也有了。改变工业布局，以前光讲，没有应对措施。像西部地区生产能力很有限，迁去一些企业后，很快就有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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