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和华国锋

2014-6-2

One red princeling Hu Shiying posted a photo of a private gathering of China's red princelings, in which a infamous red guard Song Yaowu appeared.

The party was hosted by Xi Jinping, then CCP Party Boss in Zhejiang Province. Others appeared in this photo includes Bo Xicheng (son of Bo Yibo and brother of Bo Xilai), Liu Yuan (son of Liu Shaoqi), Wang Qishan (son in law of Yao Yilin), Yang Li (daughter of Yang Shangkun), Chen Yuan (son of Chen Yun) among others. Song Yaowu is the women 4th from left in the front. Xi Jinping is 3rd from right in the second row.

Song, together with another Red Guard Deng Rong (daughter of Deng Xiaoping), killed their teacher Bian Zhongyun, the first teacher to be killed by students in 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incident opened an era when red guards across the country were mobilized to take over schools by violence. Many more teachers would be tortured and killed in the next few years.

One of those from whom Hu Jie got evidence was another teacher at the school, Lin Mang.In the film Lin states that the Red Guards beat Bian Zhongyun in a toilet room. He described one of the perpetrators as a tall, thin girl. Lin also stated in the film that Red Guards forced him to carry Bian's body after her murder.

Based upon subsequent additional credible evidence received,the tall, thin girl who Lin saw beating Bian was Liu Tingting, daughter of Liu Shaoqi, the president of China.

近些年来一直至力于“还原华国锋”的中国大陆著名党史专家韩刚先生所披露出的第一手史料文献说明，邓小平直到华国锋被迫下台的十几年之后还不忘对他全盘否定的那句“他就是‘两个凡是’”，也是诬陷不实之词。首先一点，能让中共政权有了从邓小平至江泽民，再从胡锦涛到习近平的今天的基础的基础----“一举粉碎‘四人帮’”，把毛夫人江青及其政权追随者，甚至还有被晚年毛泽东和江青视为己出的毛远新全部打入天牢的行动本身就是对“两个凡是”的最大否定，更何况所谓的“两个凡是”既不是华国锋的专利，也不是华国锋下令做为“中央工作的指导方针”向全党正式发布的东西，而华国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引用过两次“两个凡是”的说法，其语意环境和针对目标都不是政策制定和工作指导方针，而是基于要维护毛泽东的政治形象。

那么无论是站在当年的邓小平的角度还是站在今天的习近平的立场上，维护毛泽东的政治形象的出发点居然会被当成“罪行”来批判，等于是共产党政权在自己狠扇自己的耳光。正如韩刚先生所说：华国锋的所谓维护毛泽东形象的讲话内容,如果从反共角度,当然是要否定的。但是日后从华国锋手中夺取党政军大权的邓小平坚决制止党内从人格角度否定毛泽东的评价,坚持为维护毛泽东的所谓伟大领袖形象的所言所行，事实上比华国锋还要过份。同样一件性质的事情,华国锋说了就是罪过,邓小平说过并坚持实行就是所谓的真理或者说正确决策？由此可见邓小平整肃华国锋的手段与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手下人整肃老干部们的手段殊无二至，都是中国封建统治史上屡见不鲜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邓小平当年夺取了华国锋手里的党政军大权之后,给华国锋强加的许多莫须有的罪名中还有一项是“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问题”，而事实也是恰恰相反。先不说当今圣上习近平之父习仲勋一九七八年初被恢复“组织生活”并安排工作是华国锋“钦定”，继而习仲勋奉调广东也是叶剑英和华国锋两人的决定，而当时的邓小平只不过是表示同意，更鲜为外界所知的是，就是直到自己去世，邓小平给胡耀邦盖棺定论的最无保留的一项历史功绩“主持平反冤假错案”的整个过程都是在华国锋的实际支持下才得以推动的，就是胡耀邦本人在“四人帮”倒台之后很快被恢复工作的过程也都是华国锋一手促成。至于习仲勋本人的“利用小说进行反党”之冤案之所以被拖延至一九八零年初才被党内正式正发文平反，幕后原因不但没有华国锋半点责任，而是全都因为碍于整肃高岗的两个最重要的毛泽东政治打手邓小平和陈云关于“绝对允许为高岗翻案”的内部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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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前在中国大陆掀起一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讨论热的过程中，美国伯明翰大学经济系的一位学者曾经在中国大陆境内公开发表过一篇《华国锋与经济建设、对外开放》，文章中认为华国锋才是中国改革开放最早的奠基人，早在1977年，中央就派出经济考察团赴欧洲考察，对经济政策的调整进行准备；而深圳特区的最早提出，是1978年，在华国锋担任中央最高领导人期间。

这篇文章中观点,恰恰也是一些中共党史工作者,特别是一批中央党校的研究和教学人员的观点,正是因为他们的影响,习近平六年多前成为红朝王储之后,才能够在胡锦涛的支持下,开始了一步步的对华国锋的恢复名誉的工作，此后的中国大陆的公开报章杂志里才被允许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为华国锋正名的历史回顾文章,文章中用历史事实肯定了当年的华国锋,事实上也就起到了批驳邓小平时代对华国锋所做的不符合事实的政治贬损的结果。另外,邓小平去世之后,一些当年与华国锋一起共事的前中共领导人,也开始勇于把为华国锋张目的历史回顾文章公布于世。

据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谷牧回忆,一九七八年五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让他带一个高级代表团到法国、西德、瑞士、丹麦、比利时等欧洲国家访问。代表团成员中有六名省、部级干部,走访了上述国家中的十一个城市,大开眼界。

谷牧一行回国后,正是华国锋主持国务院四化建设务虚会,前后讨论了二十多天,总结中共政权建政三十年来的经验教训,研究国外的成功经验,谷牧在会上讲了西欧考察情况和他自己的看法。在此前后,谷牧委派的港澳经济经易考察组回国后,提出要把靠近港澳的广东宝安、珠海划为出口加工基地,力争经过三五年的努力,把这两个地方建设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同胞的旅游区。一九七八年六月三日,华国锋在听取这个小组的汇报之后立刻表示“总得同意”,而且要求“说干就干,把它办起来。”

必须强调：正是根据华国锋这句“说干就干”的指示,才有了宝安、珠海方面的积极行动,才有了交通部招商局先下手为强,搞成了蛇口工业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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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记载：1904年邓小平出生于四川省广安县一个大富家庭，取名邓先圣；1920年先到法国留学，1922年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起开始了职业革命生涯；1926年转赴苏联，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回国，从此跟随毛泽东走上了暴力共产革命的道路。

　　1997年2月9日邓小平去世，当年的中共给了他极高的评价，称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理论的创立者”。如此众多的荣耀与桂冠，就成了后来执政者们顶礼膜拜的神坛，束缚了他们的思想；他们明知“六四”屠杀是绝对错误的，但因为是邓小平定下的铁案，为着维护邓的声望，为着邓的独裁专制能长久维持下去，就是坚持不给“六四”平反。现在我们必须搬掉邓小平这座神坛，彻底清算他的罪责，还原历史的真相，这是平反“六四”必不可少的最重要一步。

　　给邓小平的那些荣耀与桂冠都是真实的么？笔者认为，许多是言过其实、或者是子虚乌有的。邓小平这个人生性比较聪明，也素来自傲，在军事上有一套，在抗日战争中打过日本侵略军，为中国的抗战作出过贡献，这些当然是应当肯定的。至于他在共产革命和国共两党的内战中为共产党的夺权建政功勋卓著，但这些对中国广大民众来说却未必有什么好处可言，因为在新政权建立后，毛泽东的一系列胡作非为，邓小平都是积极的追随者，毛的许多罪责他都是有份的。在文革中他曾被毛列为“第二号走资派”，其后又被定为“右倾翻案”而先后两次被毛打倒；但，由于他长期与毛从事共产革命，又深得毛的赏识，毛泽东曾说他“人才难得”，又说他“耳朵聋，开会时坐得离他远远的”，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仅从这些就足可看出他与毛泽东那错宗复杂不一般的关系。

　　如果我们对邓小平在重新复出以前他与毛一起搞共产革命、夺权建政后与毛干的那些错事蠢事暂且不论的话，仅就他重新复出以后的事来说，他是绝无什么功绩可言的，有的只是错误和犯罪。从以下几点即可清楚地说明：

　　1、“改革开放”与“总设计师”问题：毛泽东当政的二十八年间，他疯狂与荒唐地大

　　搞阶级斗争，大搞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穷过渡，使得国无宁日，民不聊生。在毛死后，他的胡作非为当然会被后来者清除，中国在经济上必然要出现新的变化，那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当然这种发展变化是要由人来主导的，但这个人绝不可能是邓小平。因为在邓小平复出前，经济的改革开放就已经开始了。

　　1976年10月，在华国锋的领导下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接着1977年即已开始了对改革开放的酝酿。中国真正的经济改革首先起于农村，那时在安徽、四川的农村中就出现了分田分地单干之事（谓之联产承包责任制），万里和赵紫阳分别时任两省的最高领导人，他们不约而同的支持了这种作法，使农业增产，很快就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从而拉开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序幕。

　　1978年3月，当时的中共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就派出以副总理谷牧为团长的考查团，前往西欧几国考察，回国后向华国锋汇报时就提出建立经济特区问题，华国蜂、胡耀邦、赵紫阳等都表示赞成。1979年4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的习仲勋代表广东提出了类似的请求，其后深圳、厦门、汕头、珠海（后又增加大连）等经济特区得以在全国率先试行。那些邓的吹鼓手和御用文人们所谓“一个老人在南海边上划了一个圈”,从而“开辟了经济特区”的赞歌，那是胡说八道，是肉麻地给邓小平脸上贴金。

　　改革开放的真正主导启动者是华国锋，那时他是党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在他领导下一举粉碎“四人帮”，这与邓小平毫不相干。在华的主持下，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取消“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实现工业、农业、科技、国防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他以无私的精神，开明的态度，顺应时代的潮流和民心，终于使中国在经济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

　　华国锋主导下的经济改革开放，主要得益于胡耀邦、赵紫阳、万里、习仲勋、田纪云、谷牧、纪登奎------等一大批高层领导人的支持和参与。邓小平在重新复出后，也支持经济的改革开放，这是唯一可以肯定他的一点，除此而外再也找不出他有什么好的表现。但，绝不能仅凭这点就说他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这是像白天一样清楚的事。

　　其实那时的所谓“改革开放”，在华国锋的领导之下，也仅仅是改正了毛泽东过去所犯的部分错误，并没有对中国传统社会制度进行什么改革，显然不能说具有“革命”的性质，不能说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只能说是“改正”而已。邓小平支持的也仅仅是这些，其后他利用自己和毛泽东是同辈领导者的威望和影响力把华国锋逼下台，支持胡耀邦、赵紫阳等人主政；然而当胡、赵等人主张在党的领导下不但要进行经济的改革开放，也要在政治体制上进行改革，施行民主政治，主张实行“三宽”（宽厚、宽容、宽松）政策，主张开放言禁，这些却被邓小平斥之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精神污染”，“反对党的领导”等等，他马上搬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来进行打压，使政治体制的改革始终未能进行。

　　就以邓小平所支持和主张的改革来说，他所改变的只是改掉了人民公社这种集体经济，允许农民分田分地单干，允许城镇小贩和个体私人经济的发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由计划经济又回到市场经济，而对传统独裁专制的政治制度并无丝毫的改变。对于这种改革，当时的许多人是不以为然的，如旅居海外的中国学者胡平先生在他的《为什么说邓小平这个改革家独一无二？》一文中指出：“邓小平的改革是自我否定”，是“复辟”，是“否定自己所建立的东西，重新恢复他们过去所要打倒的东西”。胡平在文中并举例说：“当年的一位经济学家、曾担任过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安志文说，他年轻时参与过计划经济的建立，后来又参与过经济改革，改变计划经济”；“另一位很有身份的女戏曲艺术家，当过人民代表、政协委员、文联与剧协的委员理事，当她听了半天关于剧团体制改革的说法，费了老大劲，最后说：‘我明白了，还是与解放前一样’”；“也正如鲍彤先生说：2007年通过的物权法，意味着毛泽东1953年提出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那条《总路线》，以及它的这部理论和政策的最终破产，意味着在折腾和徘徊了半个多世纪，转了360度的大圈子之后，中国依旧回到了原点，也就是回到了解放前”；“难怪那时的许多人都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更有山西一位老农民在谈到邓小平提出的著名口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时就说道：‘解放前，我们村有一户地主两户富农，已经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胡平先生的看法是令笔者赞同的，他所举的例子是令人信服的。其实有这种看法的人多的是，笔者在日常生活中所接触到的许多人，基本上都有这种看法，都认为这种“改革”实际上就是搞回1949年以前那一套；如果硬要说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现在的贫富两极分化更为悬殊，贪腐更为普遍和严重，利用权势和关系发财的人更多了。以前说是“中国的四大家族”，现在却是“与时俱进”，权贵利益集团家族那可是成千上万、数不胜数了，个个都成了亿万富翁，国家的钱大多成了他们的私产，这一切都是由于邓小平和江泽民主导纵容的结果。

　　可见邓小平所支持和主张的改革并非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只是由自己废除了自己过去所建立的那一套，恢复被自己过去要打倒的那一套，也就是过去国民党时期干的那一套。简言之，邓小平的改革仅是改掉原来的部分错误，是自我否定，是复辟。既是如此，却硬要把他吹捧成“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这不但不是事实，只会成为世人的笑料。

　　2、所谓“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邓小平理论”的创立者问题：邓小平年青时

　　曾到法国、其后又到过苏联留学，按中国人的说法那是“喝过洋墨水，吃过洋面包”的人，理应懂得现代社会人权和民主一类的普世价值，懂得现代社会宪政民主的一套。然而他却说“三权分立等于三个政府，没有威信”，这岂不是要笑掉人们大牙的谎谬之言么？

　　他曾对人说“什么是社会主义，我自已也说不清楚”；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埃塞俄比亚国家元首访华时，邓明确告诉对方“不要搞社会主义”。可见“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在他的头脑中历来是一笔糊涂帐，其后却又大谈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知他对此是否能真的能说得清楚。

　　再说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又能懂得多少呢？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部分是人道主义，就是尊重人、关怀人、解放人、发展人，是人类公平、正义、人权、人性的综合体现；其次才是所谓的革命，而革命的目的也是为了实现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关于人道主义、解放全人类的思想；关于批判和鞭挞剥削、奴役、专制、邪恶；关于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官员是公仆，官员应由人民普选产生，受人民监督并可罢免，官员工资不可过高（相当于一个熟练工人的工资）------等等，这许多都是正确的，看来这些对邓小平来说也许是根本不知的。而他所知道的也许正是马克思主义的错误部分，如剩余价值论，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不可调和的矛盾，资本主义已经敲响了丧钟，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等等。特别是早已被恩格斯纠正了的关于“共产暴力革命”的思想，后来却又被列宁和斯大林篡改了，并在苏俄和全世界疯狂的推行这种共产暴力革命，使之成了20世纪世界的一大祸害，而这些正是毛泽东和邓小平所拚命追求的。仅就这些而言，能说他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吗？

　　所谓的“邓小平理论”那是根本不存在的，是那些吹鼓手们胡乱吹出来的。在中共诸多领导人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邓小平是一个最没有理论和思想的人。他的“猫论”、“摸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讨论“姓社姓资”问题等等，那都是典型的实用主义，中国普通老百姓都是知道的，绝不能称之为什么“理论”。1931年大革命期间他曾当过逃兵，1947年在华北共产党根据地里搞土改时他就大搞“两个凡是”，在一次报告中他说：“第一，凡是自己思想与党中央、毛主席相抵触的时候，要无条件承认自己错了。毛泽东思想是全党的准绳，历史已经证明了毛主席没有一点不对的-----二十多年的历史证明了毛主席是绝对正确的------”“第二，凡是地主与农民发生纠纷，不用调查研究，应当首先承认农民是对的，地主是错的。这都是立场问题，要无条件提倡。”（引自何方《党史笔记》一书，香港利文出版社2005年4月版）可见邓小平早就是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吹鼓手，把毛泽东推上神坛他更要早于刘少奇和林彪。从这些都可看出，他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桂冠和“邓小平理论的创立者”纯属子虚乌有的无稽之谈。

　　3、“教训越南”是他在外交上的最大败笔：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那时毛泽来东与苏共领导为争夺世界共运的领导权而出现分裂,乃至互相攻击、对骂，此时的邓小平与彭真、康生、陈伯达等高层领导人被称之为中共的”秀才”，成了在毛泽东主导下批判苏共修正主义的领军人物，邓小平也因此而被誉为一位强硬的“外交家”。当他在文革中两次被打倒重新复出后，他到美国、日本等国进行外事访问，与美国总统卡特和日本首相的会见，以及在北京会见来华访问的外国政要基辛格、撒切尔夫人------等等，被一些人称颂为“幽默、强硬、灵活”的“外交家”。其实这些也是值得打个问号的，怎么能仅凭这些就称他为“外交家”呢？任何一个在位的领导人都能够做到这些，没有什么值得称赞之处。如果他能够一改毛泽东、周恩来以往放弃对日战争索赔的错误，使日本能够对中国进行战争赔偿；能够把沙俄时代从中国夺去的大片肥沃的国土重新回到中国的版图，那他可真够得上“外交家”的称号了，可惜这些依然如故，他的“外交家”称号就要大打折扣了。

　　其实邓小平重新复出后，在外交上的最大失误是他的“教训越南”而发动的“对越自卫反击战”。自从中苏两党分裂后，导致了两国关系破裂，乃至出现了边境战争。此后的越南倒向苏联，并出兵占领柬埔寨；而柬共历来是受中共支持的，柬共的暴力共产革命就是毛泽东革命输出的最大恶果。为了支援柬共，减少波尔布特的压力，邓小平利用当时中越边境不断冲突与摩擦之借口而要“教训越南”，发动进攻越南的战争。据有关资料显示，从1979年2月17日起，至3月16日止，中国出动了六十多万军人，数百辆坦克，数千门大炮，深入越境40多公里，双方伤亡人数合计在十万人以上，日均约6000人伤亡，可以说是血流成河。而中国军人和大量民兵因为是进攻一方，越方处于守势，中国军人和民兵死伤的人要远远多于越方，这是必然的。加上无数的财产损失，那时的中国刚从文革中转过来，经济仍然处在困难之中，花费如此大的人力、财力，这场战争值得么？中国从这场战争中得到了什么？不是值得人们深思么？

　　战争的结果到底是“谁教训了谁呢”？当年的越南政府总理范文同在开战之前就说：“看看到底是谁教训谁？”这话说得是十分在理的。战争的结果，中国所得到的教训肯定会更大。双方的边境冲突完全可以由双和平协商解决，完全用不着兵戎相见，那对两国人民都毫无好处可言。这场战争是邓小平为了支持柬共、无视中国人民的财产和生命而主动挑起来的，与当年毛泽东搞的抗美援朝战争一样，都是错误的。

　　4、“六四屠杀”是邓小平一生最大的罪过:不管邓小平在过去有过多少功绩，仅就1989年的“六四”屠杀一事，他的那些“功绩”都会因此而大受影响，乃至湮没。那时的北京大学生和广大市民仅是就悼念胡耀邦誓世，要求为他平反，给他恢复民誉，以此而“移情投影”演变成了一场“反腐败、反官倒、反独裁、争民主”的大规模民众运动，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于情、于理、于法都是说得过去的，是没有什么错的。邓小平、李鹏等人硬要说这是“动乱”，是有“海内外敌对势力在挑动、操纵”而演变成的一场“反革命暴乱”，这纯属别有用心的无稽之谈。时至今日也未见他们找出这个在“挑动、操纵的敌对势力”是谁？在哪里？显然这是在玩弄阴谋诡计，是在寻找借口搞政变，趁机把改革派的领导人赵紫阳等人搞下台。

　　邓小平和毛泽东一样，绝非什么“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绝非什么“一切为人民‘翻身解放’”的“革命家”，而是一个农民造反者，和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造反者是一样的。毛、邓等人继承了历史上农民造反者“打天下，坐江山”的一套，打下了江山，就成了新的独裁者，就会站在广大民众的对立面，不顾法律和宪法，置人权和民主的普世价值于九天之外，把人民大众正当合理的诉求当作是向他们“夺权”，像当年他们运动民众向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夺权那样。难怪他们中的一些人（如王震之流）会毫不知耻的说：“不能让他们（指学生和市民）用当年我们对付国民党的办法来对付我们”，狂叫“江山是老子打下来的，老子挖的茅坑不能让别人来占”，不惜喊出“杀二十万人保二十年的平安也值”的狂言。这就充分暴露了他们“打天下、坐江山”农民造反者的本性，为了既得利益而不惜用一切手段杀人保江山也就不足为怪了。

　　谁打过天下，谁的子孙、亲友、关系户，就应该像满清的八旗子弟享受战利品一样，世世代代坐江山；而那些没有打过天下的人，包括那些虽然打过天下而今强调要政改的人，那是既得利益权势者们的对头和叛逆，他们当然是绝不会退让的，他们会誓死捍卫到手的江山，绝不容他人来染指和颠覆，这是毫无疑义的。正是因为如此，邓小平等人不顾天下之公理，丧失良知与人性，出动20多万正规军，用机枪和坦克来对付手无寸铁的民众，真乃古今中外都罕见的一场大屠杀，令人震惊，令人无比愤恨。

　　因“六四屠杀”而使邓小平成了永远蒙羞的耻辱，成了千古的历史罪人，给世人留下了千古的唾骂是永远抹之不去的。今天只有彻底搬掉邓小平这座大山，才能顺利地平反“六四”，这是毫无疑问的。